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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煮日報: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

            自由談 | 2017-08-15 00:42:00 | 作者:水煮百年網 | 編輯: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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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總是墊腳石
            張之洞的《勸學》開篇以典型功利主義指出在日本留學的便利,“中東(日)情勢風俗,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但下一句補充總被忽略“若自精益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當時清國上下總以日本為跳板,墊腳石,學習日本是為了更快便捷的學西方。以日本為墊腳石,使用后便拋棄,此種漫不經心的典型自大態度,也影響了近代中日關系,這是一種極度傲慢和不計后果的態度。從清國到民國時代,中國從未把日本當成一個同等的國家或文化進行研究,這最終加劇了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和敵意。《勸學》寫出的兩年間,總理衙門終于選派了第一批18名留學生赴日留學,由駐日公使裕庚安排,日本著名老臣西園寺公望將他們托付給著名的教育家嘉納治五郎。雖然頭一個月即有4名學生因為無法適應日本生活,不能忍受日本人譏笑他們是“豬尾巴”,"豬尾和尚"而退學。但至少有7名堅持完成了二至三年的學業,其中有一人在1905年首次獲得日本大學的正式學位。

            嘉納治五郎和怡樂書院學生合影,怡樂書院亦是日本國教育大臣委托接受中國官費留學生學習的最早學校。1902年1月“怡樂書院”改名為“弘文書院”。清國留學生不得不承認,他們在那學習日語以及當時國內還未有過的“新學”,生活上受到嘉納先生的關照,以及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崛起。嘉納先生亦是日本近代史著名的教育家,以及柔道運動家,“柔道之父”。


            2.留日學生越來越多
            總理衙門派出學生越來越多,張之洞治下的湖北湖南還未派出學生,浙江即派出學生進入著名的成城軍校讀書。張之洞在1899年派出第一批學生去日本留學,4月派出4名下士到陸軍戶山學校受訓,11月派出黎元洪率領將校29人,至近衛師團當見習將校,又派出五十名武備學生,制革業研究生,炮兵工廠實習生以及農工商科學生赴日,從此浩浩蕩蕩的中國留學生大潮逐漸向日本涌去,其中的許多留學生都影響了近代中國。雖然在1895年清日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滅,但清日兩國的軍事交流卻意外加深了,青木外相很得意的說“在當前形勢,迅速改善清國軍備而鞏固振作基礎,極其有利維持東洋時局”。起初只有幾個人,后來幾十人,清國留日學生在日方的反復邀請保證下,逐年增加,1903年竟達到了一千多人,至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竟達到了四五千人。

            甲午戰爭清國軍隊的慘敗,《馬關條約》的屈辱簽訂,卻意外導致了一股向日本留學的熱潮。


            3.清國留學生的大本營
            留日學生潮流突如其來,日本幾乎應接不暇,也因為這批清國留學生教育背景龐雜,既有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的畢業生,也有才讀了私塾的書生,有的是專科學堂的學生,亦有官紳子弟,新軍士兵。有的日語流利,有的連日語發音都不會,日本人趁機開設了不少學店,但與此同時,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西園寺,教育家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共同努力下,開設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速成的“弘文學院”。被稱為“留學生教育的大本山”,至1909年弘文學院結束,共錄取七千余名學生,其中三千余名學生獲得畢業證書。最著名的的畢業生有范源廉,黃興,陳獨秀,魯迅等人。但清國留學生并不是都奮發讀書,魯迅剛到日本留學時,《二六新聞》即爆出所謂“妖魔出沒的清國留學生會館之社會瑣事”,報道清國留學生廣東籍學生湯某攜帶日籍賣淫婦人在會館恣意墮落之事,一時轟動社會。讓大多數清國留學生顏面無光。

            東京弘文學院,魯迅即在此校讀預科,后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中國留學生大本山”,本山即佛教用語 宗廟,祖庭之意。


            4.清國長夜夢覺
            除了弘文學院,同文書院這些鼎鼎大名的專門針對中國留日學生的預備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寺尾亨,這位民初政府的法律顧問所創辦的學校。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日本法政大學的法政速成科,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打造,由法政大學校長梅謙和駐日公使楊樞聯手促成,目標是“立憲政體,雖取法于英德等國,然于中國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墜,是以國本不搖。”雖然是速成學堂,法政大學以其一流師資為中國留學生講述國際公法,憲法,行政法乃至財政經濟和警察學,此外尚有明治大學的經緯學堂,著名的早稻田大學等等。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曾在速成科學生開學典禮上說,“邇來清國深感輸入新知識之必要”,而且,“頻繁引入新知”,蓋因“情非得已”。在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上,仍有教員志田博士致辭中殷殷告誡“清國長夜夢覺,現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飛躍”。另外一名日本學監則對畢業生們說出“獲取新知,明確清國居于世界何種地位”之類語重心長的話。

            清末入讀日本法政速成科的畢業生,后來都成為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如汪精衛、宋教仁、楊度、胡漢民、曹汝霖、孔昭綬、朱執信、湯化龍、古應芬,《猛回頭》、《警世鐘》的作者陳天華、以及“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


            5.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
            “五四時期”被學生視為漢奸的章宗祥,自己是東京帝大的法學畢業生,亦曾狂熱的鼓吹到日本留學,他在1901年寫了一個小冊子“為吾國求未開之學問,其便益當無出于日本之右者矣。”當時清國對日本社會的評價是“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受此號召,赴日留學之清國學生人數急劇上升。用1901年北京報紙上發表的留學生感言來說,“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其學生之眾,如我國之染煙癮者。”

            章宗祥后來萬萬沒想到自己成了曹汝霖的替罪羊、五四運動的學生所痛斥的三個賣國賊之一,在“火燒趙家樓”中也被挨了一頓打。


            6.為何要取締留日學生
            清國當局頗為擔心這些留學生到了日本,受到思想發生變化,日本教育家則信誓旦旦的回答“努力追求學問的人,不會接受共和主義或其他顛覆性思維。回國以后鼓吹極端危險議論的,都是不用功的學生。”后來從法政速成出了不少大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沈鈞儒與湯化龍。連下田歌子的實踐女校,雖然是“宣揚東洋女德”,但也培養出秋瑾這樣能夠的杰出女性。但正因為清國對留學生“政治顛覆”思想的擔心,1905年清政府同日本政府合作出臺“取締留學生規則”,要求清國學生處處對清國使館登記,出外辦事住宿一切皆要向使館和學堂登記,這無疑讓留學生身處嚴密監控。反而釀出更大的風波。有著這樣的國家,對外政治不斷屈辱失利,仍然默守陳規,甚至阻撓年輕學生到外國學習。著名的陳天華于極度悲憤莫名,終于他寫下遺書,憤然投海,留學生與清日兩國政府的敵意由此更深。清政府在國內逐漸收緊留學生門檻,尤其是“速成科”學生赴日。“速成科時代”雖然終止,但留日學生在中國釀成政治風暴時代已為期不遠。

            陳天華在流亡日本前即以《猛回頭》,《警世鐘》聞名中國,宋教仁在《烈士陳星臺小傳》中稱:“近年革命風潮簸蕩一時者,皆烈士提倡之也”。但日本出臺取締清國留學生準則后,《朝日新聞》等日本報紙也不負責任的說中國留學生是“放縱卑劣”的一群,這讓陳天華決意求死,他在自殺前申明說這是為了激勵利祿不居責任”的中國留學生和甘當奴隸麻木的祖國同胞,投海前留下《絕命書》萬余言,鼓勵人們“去絕非行,共講愛國”。


            7.昔日之師傅不如弟子
            清末中國學生來到日本,因為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震撼,舊有的中國天下秩序觀念幾乎全然崩潰,人人都忙著學習新的學術。法政,行政,軍事和警務最受人歡迎,這是回國尋求高官厚祿的捷徑。留學生的目的可以說非常短淺,想盡快拿個中等以上的學校證書是大多數人的目的,“學問較深的人才百無一二”。但日本急速工業化現代化,面目一新的社會仍然給予中國學生極大的沖擊,留學生雜志感慨的說“昔日之師傅,不如今日之弟子”。中國留學生連融入近代化的日本社會生活都需經過一番努力,入屋前要脫鞋,到風呂(澡堂)前要洗刷干凈。種種的新鮮刺激給予中國學生們痛苦和震撼,最終反倒引發了年輕人的民族自尊和危機感的意識。

            清末留日學生到日本,路上必經過李鴻章所簽訂《馬關條約》的馬關,自有一股“屈辱”與“民族危機”意識的滋味在心間。


            8.師范教育是日本幫助建立的
            曾在辛亥革命后三度出任教育部長的范源濂,是北師大的著名老校長,他在1924年亦說,中國教育史論及中國師范教育的起源,那是要以服部宇之吉博士事業為開端。可是中國近代教育史往往將服部博士和其他在中國執教的日本教習(教員)的歷史抹去。中國研究師范史的學者中,唯有著名的汪向榮還在將近代教育史的書名定為《日本教習》,他與日本學者實藤惠秀關于中國教育史的探討自四十年代持續到50年代。汪向榮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在文革期間備受折磨,稿件資料不少,但他對日本教育界在中國影響的研究已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服部宇之吉博士的著作,20世紀前期日本思想史和中國學史領域中極為重要的學者,是日本漢學演變成早期中國學的關鍵人物之一。“東亞新儒學”的創建者。當然服部博士能來到中國,也是在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強烈主張之下:“日本必須抓住這個時機,絕不能讓歐美等國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業。”


            9.日本為何要在中國開辦學校
            近代日本大量派遣教育和技術顧問人員到中國,亦是因為日本欲效法西方帝國列強,在中國加強日本的影響。但也因為中國對日本文明的強烈需求,1896年駐日公使裕庚即代表兩廣總督向日本外務省尋求日本教習,結果卻來了一位教習兼情報軍事間諜的教員長谷川雄太郎。此外在福州有東亞同文會在1898年建立的東文學堂,把當地子弟培養成能夠適應日本現代普通課程的學生,東亞同文會即是日本當初赫赫有名針對東亞的情報機構。東文學堂的一位教員桑田豐藏說”美國和法國都計劃開展更多的英語學校,法語學校,我們必須固守優勢,作為日本利益的一部分。不過汽車沒油是開不動的,我深怕同文會對在福州的事業已喪失了興趣“。

            “東亞同文會”培養的間諜們,其實大都抱著“興亞主義”,他們為自己的行徑能找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釋,藤島武彥坦然對著中國官方說:“我說間諜也是敵國忠臣,這有何妨。”宗方小太郎曾說“,黃種人要對抗白種人的欺凌,惟有改革與自強,而前提必須是革除中國的弊政;先征服中國,才是中國和日本共同崛起的必要條件。”但東亞同文會在清國大力推行現代教育仍是不爭事實。


            10..中國人懷疑日本辦學目的
            桑田豐藏曾經得意的說,福建的東文學堂在1903年擴充為全閩師范學堂,那年竟有1000多人申請入學,遠遠超出他和陳寶琛的的預估。到了1904年由中國接管,日本人不再出資,但桑田仍舊歡迎此舉,他大膽預言這個學校將是“中國學界的主要勢力“。由日本人開辦的學校在1905年更名為福建高等師范學堂,但中國校方將學校成立的時間定為1902年,并抹殺了日本人的痕跡。霍姆斯幽默的談及這些日本人辦學方式,他們用尖刻的口號招生“國家興亡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培養”、但中國人常常懷疑日本人是幫助中國培養人才,不如說他們確保人才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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