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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煮日報:胡適一生得了多少榮譽博士

            自由談 | 2017-12-02 10:04:34 | 作者:lastvallin | 編輯: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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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居國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卻是海內外學界爭論的一個問題。據胡適的留學日記,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后考試”。如果胡適當日順利“通過”考試,他絕不會說自己“考過”,且這篇日記是五天之后縮寫,或可能是考試不順,情緒不佳,或是當日不知考試結果,后種可能結果較小。而1919年朱經農致信于胡說“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進來有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信某位“今為仇魑”的先生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說“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試沒有pass”,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
             
            研究胡適的耿志云說“胡適以學者立言,陳獨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適談到他對文學革命的態度,說作為留學生同國內學者討論這個重大的問題,態度不能不放謙虛,
            陳獨秀是一個老革命黨,一上來就是以革命家的態度,以‘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余地’。如果沒有陳獨秀,也許文學革命至少經歷十年的嘗試,但反過來,沒有胡適合適學理的主張,沒有耐心實地試驗新主張效果,盡管文學革命氣勢磅礴,則難以起到白話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適1925年12月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盡管不同,事業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友,正因為你我腦子里背后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簡直要做仇敵了“。胡陳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維持友誼,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中有一點彼此相通的東西,就是對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一點迷信,陳獨秀出黨尤其是晚年,幾乎又回到資產階級民主的立場“
             
            1914年9月,胡適在《留學日記》寫道“余以為吾國之傳記,唯以其傳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傳記,不獨傳此人格以,又”
             
             
            作為胡適的研究者,耿云志評說梁啟超“是今文經學的末代子孫,聰穎機警,輒不乏大膽創建,但方法不夠謹嚴,常常自相矛盾。論治學之嚴謹,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輩的胡適,與以專精著文的王國維更不能比。但與康有為相比,他還要多得一些冷靜考索的功夫”,“古文經學家的考證辯偽稍近于科舉方法,在清代發展到最高水平,胡適將其納入實驗主義體內,造成其治學方法。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懷疑,提倡于不疑慮處有疑,二是中證據,提倡有證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胡適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時間積累資料,搜尋證據,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啟超是絕不肯干這種事的,人們可以懷疑胡適研究這個題目的價值何在,卻不應懷疑他這種謹慎的態度”。
             
            耿云志這篇研究著作寫在1984年夏秋之間,而臺灣的歷史名家張朋園則不約而同寫出《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張氏言道“梁胡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帶中國知識分子放眼世界,豐富活潑了中國文化,思想和學術。如果說政治上他們是失敗的,那時因為革命風靡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大半。梁胡的歷史地位,尤其是胡適,將來隨之上升。
             
               胡適一生前后得到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居國人之首,但他是否在1917年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卻是海內外學界爭論的一個問題。據胡適的留學日記,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后考試”。如果胡適當日順利“通過”考試,他絕不會說自己“考過”,且這篇日記是五天之后縮寫,或可能是考試不順,情緒不佳,或是當日不知考試結果,后種可能結果較小。而1919年朱經農致信于胡說“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進來有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信某位“今為仇魑”的先生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說“老胡冒充博士”,“老胡口試沒有pass”,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
             
            研究胡適的耿志云說“胡適以學者立言,陳獨秀一革命家立言。胡適談到他對文學革命的態度,說作為留學生同國內學者討論這個重大的問題,態度不能不放謙虛,
            陳獨秀是一個老革命黨,一上來就是以革命家的態度,以‘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余地’。如果沒有陳獨秀,也許文學革命至少經歷十年的嘗試,但反過來,沒有胡適合適學理的主張,沒有耐心實地試驗新主張效果,盡管文學革命氣勢磅礴,則難以起到白話代替古文的效果”。
             
            胡適1925年12月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盡管不同,事業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友,正因為你我腦子里背后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了,簡直要做仇敵了“。胡陳二人之所以能一直維持友誼,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中有一點彼此相通的東西,就是對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一點迷信,陳獨秀出黨尤其是晚年,幾乎又回到資產階級民主的立場“
             
            1914年9月,胡適在《留學日記》寫道“余以為吾國之傳記,唯以其傳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傳記,不獨傳此人格以,又”
             
             
            作為胡適的研究者,耿云志評說梁啟超“是今文經學的末代子孫,聰穎機警,輒不乏大膽創建,但方法不夠謹嚴,常常自相矛盾。論治學之嚴謹,梁氏不如章炳麟,更不如后輩的胡適,與以專精著文的王國維更不能比。但與康有為相比,他還要多得一些冷靜考索的功夫”,“古文經學家的考證辯偽稍近于科舉方法,在清代發展到最高水平,胡適將其納入實驗主義體內,造成其治學方法。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懷疑,提倡于不疑慮處有疑,二是中證據,提倡有證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胡適為了弄清楚戴震是否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校本,花了二十年時間積累資料,搜尋證據,至死未肯定其看法。梁啟超是絕不肯干這種事的,人們可以懷疑胡適研究這個題目的價值何在,卻不應懷疑他這種謹慎的態度”。
             
            耿云志這篇研究著作寫在1984年夏秋之間,而臺灣的歷史名家張朋園則不約而同寫出《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張氏言道“梁胡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解放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具有崇高的地位”,梁胡引帶中國知識分子放眼世界,豐富活潑了中國文化,思想和學術。如果說政治上他們是失敗的,那時因為革命風靡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大半。梁胡的歷史地位,尤其是胡適,將來隨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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